北方有一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文学性杂志，每期都有名家大作，是我很喜欢读的刊物之一。这家杂志在编排上有一特点，即每篇文章末尾都署上责编的姓名。这表示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都负责；除作者文责自负外，责编至少负有技术处理上的责任。遗憾的是，在阅读过程中往往发现某些文章总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，大抵每一期都在所难免。这是目前一般报刊的通病，不能只怪这一本刊物。但我们既对这家刊物寄以厚望，便希望它能做到尽量完善。文章里出现错误作者固然有责任，但如果责编把关严格，我想这些错误总会避免或减少到最低程度。这里姑就2001年第一期的这本杂志中几篇文章各举一个不同情况的例子。
先从小处说起，即错别字。我们通常说一位作家文章写得老练周到，每用“老到”一词，如说“文笔老到”。早些时候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看到一篇读者来信说贾平凹文章写得好，标题竟用了“老道”字样，不禁小小吃惊。这一次在这本杂志中读到一篇评论李国文文风的文章，有“沧桑老道，但绝不做德高望重状”之句。我想，这也是把“老到”误写作“老道”了。“老道”者，俗称道士之谓；如指写文章或办事能力（如说“办事很老到”），是绝对不能写成“老道”的。
其次说用词不当。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每好望文生义，如“差强人意”这一成语，本是褒义，只因有个“差”字，人们便误用作贬义，认为是不如人意的意思。而“滥觞”是古汉语中一个词，本作起源或“发源地”解。不能因为有个“滥”字，便认为与“乱砍滥伐”、“泛滥成灾”的“滥”同义。我在1997年，曾写过一篇题为《“滥觞”及其它》的小文（后收入拙著《莎斋笔记》），即因《文学报》上有文章批评纪实小说粗制滥造而用了“滥觞”一词而指出其误用。现在读这本杂志上一篇谈文坛不正之风的文章，有一句话批评某些掌文权者“私下滥觞”，显然指滥用职权，亦属误用。希望作者们在用“滥觞”一词时先翻一下辞典，便不会再出错了（“滥觞”一语出典请参看郭璞《江赋》及该篇《文选》李善注）。
最后谈谈有关史实的硬伤。这本刊物有一篇文章谈到苏东坡，说他在北宋“一生经历仁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五朝”，显然属于硬伤。今按苏东坡生于1037年初（宋仁宗景三年十二月），卒于1101年（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），根本没有活到宋钦宗即位的年代。但“经历五朝”却是事实。盖仁宗与神宗之间还有一个皇帝宋英宗（赵曙），被该文作者漏掉了。
苏东坡毕竟是古人。如果是当代著名作家，在谈到他与人交往时，其生卒年月就不应该有舛误了。《报刊文摘》在2001年3月8日第3版曾从《家庭》第3期上摘发一篇报道新华社战地记者唐师曾和他的妻子王淳华的文章，文中提到1999年9月8日唐师曾发病之后，“有一天，王淳华陪丈夫去看望北京医院疗养的……萧乾”；“几天后，唐师曾再去北京医院，向萧乾讨教”，然后于2000年5月，“王淳华随着丈夫来到巴格达”。从时间上看，这两次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先生的日期，应在1999年9月8日以后，2000年5月以前。而事实上，萧乾先生早于1999年2月11日下午六时许病逝于北京医院。在此之后，任何人也无法再见到萧乾先生了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相信唐氏夫妇确曾探望过萧乾，那么在日期上必有舛误。从这篇采访报告的内容看，其叙述的时间顺序是很清楚的，如果时间无误，则事实便肯定是子虚乌有的了。反正这里存在着严重硬伤，根本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。
综上所述，我以为文章的作者应负主要责任，但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，责编实亦难辞其咎。既称“责编”，就不能仅仅挂个名，而应把责任一负到底。错别字也好，词语误用也好，史实出现硬伤也好，都同时体现了作者和责编的水平与责任心。
2001年3月写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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